“明天再说吧，那么晚你上哪去找？”父亲说道，有些不高兴。
母亲犹豫，应诺一声便躺炕上，门外的寒风呼呼，响彻着三里屯的夜空，像是敲醒某种隐藏在欲望中迫切而响的锣。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窗外的雪已经停了，屋里很暖和，炉子上还热着汤。
父亲由于是在日本宪兵队干活，早上还要先去建筑队点个卯，所以走得特别早，不然要是哪天突然失踪，想要找日本人理论都没个依据，那时候的人命不比狗命金贵，各个城区每天都会有人因为不知名的原因失踪。。
母亲为了不让父亲迟到，又怕父亲去早了白天犯困，所以她每天早晨都要早醒一两个小时，洗菜淘米，烧汤，倒夜壶。时间久了她就形成了固定的生物钟，不论寒暑，大概每天五点钟左右都会醒来，这个习惯直到后来我上了学依然保持着。
母亲见我醒来，帮我穿好衣服，带我到门口用冒着热气的井水洗漱，之后我匆匆忙忙扒完饭，趁母亲收拾碗筷的空档跑到三里屯后面的大石桥。
桥下除了些火堆已经没有人在，但是我回来的时候却看到了昨天晚上趴在疯女人肚皮上的赵壮。
当时赵壮正和一名屯子里的少年小声说话，样子猥琐极了，他手里拿着香烟，见我从屯子后的大石桥走来，就把烟头丢向我，说道：“脏丫头，你过来，老子有话问你。”
我抓起地上的一把雪就砸向赵壮，口中骂道：“你大坏蛋！”
骂完之后我撒腿就向屯子里跑，赵壮嘿了一声，拔腿就追，追了几步见我跑远就停下来愤愤然地骂了两句，说以后让我好看。
我回到家后，询问母亲那疯女人的下落，母亲没搭理我，站在门口正出神，她不停地搓着已经冻皴了的手。
我以为母亲是生了我的气，便老实地坐在堂屋里不敢再乱跑，母亲就一直挨在门边出神，期间时不时地走动，像是有极大的心事。
我从来没见过母亲这般模样，就觉得也许是家里要发生大事了。
临近晌午，门外突然传来叫唤母亲的声音：“秀梅，秀梅在没在家，有人打电话找你！”
母亲听到声音，连忙向门外走去，喊她的人是屯子里的刘兰英，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按辈分管她叫大娘。之前我说过，三里屯还未通电，但刘兰英家不同，她男人叫赵富贵，是三里屯的地主。
赵富贵虽然是地主，但为人并不嚣张跋扈，之前北平闹过一次土地革命，各地提出了打倒地主的口号，当时浅塘镇的几个地主家里都被村民包围了，包括赵富贵家，三里屯和其他村子种赵富贵家田的村户都扛着铁锨锄头要讨伐地主，那时候的赵富贵还年轻，不知该如何应对乱局，扛着家里的猎枪就要跟人拼命。
赵富贵的爹赵福喜是当家人，他和其他几名地主买通了警署，警署出面干涉，最后商议决定开仓放粮以平民愤。
这件事情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是赵福喜是个聪明人，他看出来时局动乱，眼下内忧外患，不管哪一方赢了最后土地都是要改革的，便百般叮嘱赵富贵为人谦逊，将手里的农田逐渐卖出去不少。
赵富贵不像其它镇上的地主那么家大业大，但是家境倒是挺富足，起码在我们三里屯是第一大户，他娶了刘兰英之后生了个儿子叫赵大海，开了家商店卖些油盐味精也算是造福一方，省了屯子里的人再跑一趟镇上。那时候一些富裕的镇子都有了可以异地通话的洋玩意儿，电话机，赵富贵便花钱买了一台电话机。
虽然三里屯以及附近的几个村子电话机只有那么一台，但是打电话的人并不是很多，屯子里有人到外地闯荡的，到了大年才舍得打一个电话回家，电话费很贵，不是一般人承受得起的，平常时候只能写信。
母亲的娘家是在镇上，自从嫁到三里屯就很少回家，她也没有什么朋友，我本以为是娘家的人有紧急事找她，可母亲接完电话后，并没有急着去镇上，而是先回了趟家。
她认认真真地将自己的头发打理了一番，还将压在衣柜底下的锦蓝色棉袄拿了出来，母亲出嫁时候娘家人送的嫁妆里除了一床喜被，就是这件棉袄，鹅绒的。
“妈，你是要到镇上吗，我跟你一起去。”我说道。
母亲闻言，这才注意到站在她身后许久的我，她说道：“江绒，你乖乖在家哪里也不要去，妈妈到镇上很快就回来。”
母亲说完起身就走，走的时候还特意将大门锁上，怕我偷偷跑出去。
从三里屯到镇上十多里路，大概一小时的脚程，母亲匆匆忙忙向镇上赶去，我看到她的眼神中，隐隐露出某种兴奋的期待。
我本以为母亲下午就会回来，可到了傍晚也没看见她的身影，直到天色近晚，再到父亲从日本宪兵队的工地回家，一直都不见她回来。
父亲也以为母亲是回娘家，临近年关回娘家是理所当然，可眼下兵荒马乱的，到处还都是外乡逃荒的人，其中不乏一些心存歹心的流浪汉，父亲越发着急，把我拉到身边一五一十地问起了白天发生的事情，紧接着就夺门而去。
父亲小跑着到了镇上，去了母亲的娘家，我体会不到父亲当时得知母亲根本就没回娘家时的心情，只看到他回家后眼睛通红，很郑重地告诉我：“江绒，你妈不见了。”
父亲是个少言寡语的人，那时候的他也不过才二十七八岁，他的神情就像个孩子一样，说完就转身抹眼泪，然后跑向赵富贵家，跑向村长家，挨家挨户敲门让三里屯的人帮忙找母亲。
三里屯的村民们全体出动，绕着村子周围找了几圈，镇上大大小小的胡同也找了个遍，一直找到大半夜也没见着母亲的身影。
父亲问地主婆刘兰英到底是谁给母亲打的电话，刘兰英说她也不知道，只知道电话里面是一个男的声音。
父亲当时面无表情，跟大伙道了个谢，然后领着我向家里走。
“爸，妈还会回来吗？”我抬头问父亲。
父亲的嘴唇噏动，欲言又止，他和我一样，都希望母亲会回来，但是他也不知道母亲会不会回来。
那天晚上，父亲一夜没睡，他早早地爬起来到镇上的建筑队点了个卯就又匆匆赶回屯子里，他没有任何法子，对于母亲的不辞而别，只能等。
万幸的是，母亲在第二天晌午时终于回了三里屯，但她并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同行而来的，还有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和一个小男孩。
那个小男孩，就是我后来的哥哥，一个足以影响我一生，影响到整个三里屯所有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