吠舍本是一般平民，可是在列国时期已有很多人经商致富，而且放债取利已成了富有的吠舍的合法职业。许多吠舍财主，他们有大量的财产和奴隶。有了钱也就有了社会地位，这时候“纯洁而忠实”的吠舍已经有权担任村镇的地方官了。当然吠舍中发了财的只是那些大商人，普通从事农业的吠舍依旧处境艰苦，其中有人失去自己小块土地，不得不从事裁缝、陶工等低等职业，与首陀罗等级的人为伍。
至于四种姓中地位最低的首陀罗，其中也有少数人发了财，还成了佛教的富有的施主，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十分困苦。这时候，首陀罗中的一些人沦为不可接触的“贱民”。他们在社会上受尽歧视和凌辱，生活极度艰难。从以上情况来看，简单的四个种姓已经与社会的实际分化情况不能相符合了。势力日益强大的刹帝利和吠舍上层，对于婆罗门种姓的特权地位越来越感到难以容忍了。至于吠舍下层和广大的首陀罗，他们受尽压榨和欺凌之苦，对于当时的社会秩序自然也抱着十分不满的心情，时刻希望自己的处境有所改善。
在列国时代，古印度的奴隶制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国王宫廷里有奴隶，贵族家庭里有奴隶，包括富人的家里都有奴隶。不过，奴隶不仅用于家内劳动方面，也被用于农业生产上。从而应运而生出了不少“奴隶村”，这些奴隶当然是要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在社会上已经是一个可以引起人们注意的存在了。
奴隶制是一种很野蛮的人剥削人的制度，不过它与种姓制度仍然有所不同。在奴隶制度下，自由人可以由于种种原因而沦为奴隶，奴隶也可以在某种情况下被释放为自由人，一个人的阶级地位是随着他的实际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而按照种姓制度，贫穷流浪的婆罗门仍然属于最高等级，即使变成了奴隶主或富翁的吠舍也仍须处于低下的社会地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并不随其实际阶级地位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在列国时代奴隶制有所发展的情况下，种姓制度已经成为一种限制奴隶制度发展的障碍物。
在列国时代，激剧的社会分化导致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虽然没有系统而切实的历史资料，我们仍然可以从佛教文献所记的传说中了解到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些反映。
佛教文献中有许多关于人民起义的故事。例如，有一篇《佛本生经》记载说，波罗奈的一位王曾想杀死一个曾经救过他的好人，于是人民大怒，贵族、婆罗门以及各阶级的人一致喊道：“这个忘恩负义的王，连这个曾经救过他的命的好人的恩情都不认了。我们还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好处？捉住这个暴君！”人民在盛怒之下从四面八方攻击国王，因为国王坐在他的象上，人们就用弓箭、标枪、石块、木棍以及其他一切能拿到手的武器当场把国王杀了。那个“好人”被立为国王。
又有一篇《佛本生经》记载说，有一个会魔术的青年为波罗奈的一个王幻变出宝物，可是这个国王听了他的顾问婆罗门的话，故意把宝物藏了起来，反而逼那个青年说出盗宝贼来。这个青年知道其情，先不肯说，只是说了一些故事，说明水、火、土、粮都是人们生活所需的东西，但它们也能淹死、烧死、砸死、胀死人。这其实是在暗示国王能够保护人，也能害人；也可能暗示宝物可以有利于人，也可以有害于人。当国王坚持逼他说的时候，这个青年就在城乡居民都在场的大会上揭露了国王和那个婆罗门。人们对国王的这种贼喊捉贼的行为十分愤怒，心想为了不让他以后再干这种贼把戏，必须杀掉这个国王。于是他们揭竿而起，当场痛打国王和那个祭司，直到把他们打死才住手。随后，人们立那个青年为王。
还有一篇《佛本生经》记载说，波罗奈的一个王重用一个婆罗门，让他主管司法。可是这个婆罗门贪污枉法，在审案中把财产判给不当占有的人，而剥夺了原主的产权。有人告到王子处，王子纠正了错误的判决，国王和人民都知道了。这个婆罗门对王子怀恨在心，竟蛊惑国王说，如果他能以王后及众王子、公主为牺牲祭神，他就可以升天。国王心想升天，就捉了王后及众王子、公主，又捉了四个大商人，引起群情愤怒。最后群众起来杀了那个婆罗门，免了国王一死。但废黜了他，把他赶出了城，使他成为一个被逐出种姓的贱民。人们立了那个判案公正的王子为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