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说，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加征三饷，尤其是辽饷，贯穿三朝，成了惯例。
而辽饷有多少？最多时不过九厘。
一两等于十钱，一钱等于十分，一分等于十厘。
换句话说，一两白银等于一千厘。
明朝涉及最大的辽饷，其实不过是每亩多加了九文钱罢了，换成粮食不过数斤。
但要知道，张居正时期的一条鞭法，早已将所有的赋役完全合并在一起，全国农夫也就只有一种税。
而辽饷的征派，是朝廷自己打自己脸，失信于民，自然而然一开始就歪了。
征税而不反腐，则让加派沦为贪官所用，百姓被鱼肉，再加上天灾人祸，造反也就不稀奇了。
幕府时代则塑定了新规，土地的上中下之分，不再是按地亩来划土地的肥劣，而是按照省来划定。
迁都北京后，户部塑造新规，将天下省份定为三等。
一等每亩纳钱三分，二等两分，三等一分。
第三等每亩只纳十文钱。
以湖广二省、江南三省、广东、浙江、山东、河南、河北、四川等十一省为腹心省份，平原较多，故为第一等，纳银三分（三十文）。
二等为中等之地，如福建、山西、陕西、顺天府寥寥数地，纳银两分。
而第三等为贫瘠之省，则是广西、云南、贵州、甘肃、绥远五省，朝廷最大的希望就是他们能自给自足。
纳银一分，十文钱，看上去也是个大负担。
相较于洪武时期的三十税一，已经算是数倍了。
虽然说不计土地肥瘦，只按照接身份来征税，有些太冷血，但考虑到此时的行政效率，程序越复杂，越容易给人钻空子。
傻瓜式的方法最合适不过。
除了税率外，与前朝最大不同在于，绍武朝廷彻底甩开了祖制。
没有了祖制的包袱，就能甩开膀子对于所有土地进行征税。
没错，朱元章心疼百姓赋税重，所以规定全国赋税额度不变，每年只征三千万左右。
例如，某府规定赋税一百万石，当时有十万人承担，而过了两百多年后，人口土地增加数倍，赋税平摊下反而更低了。
而这就形成了财政危机，时境过迁，面对的状况不同，开支自然就不同。
而如今，在幕府然后行使在江南，再扩充到北方后，朝廷不再管什么祖制，对于所有的土地进行征税。
如此一来，就和历史上的满清一样，赋税大增。
保守估计，如果南北同时缴税，朝廷光是田赋，就能征收三千万块银圆。
加上商税，突破四千万只是等闲。
这还是免除三饷的结果。
“丁赋合一后，又修养生息了三载，即使亩征三分，百姓也能承受住。”
赵舒轻声说出了一个不怎么合乎规矩的话，但却是实情。
“只消整顿官场，这等赋税，便不足为患。”
“朝廷正在征战，不宜出乱，过一阵再说吧。”
皇帝微微摇头，露出无奈之色。
攘外必先安内，国内此时不能乱，有贪官在位，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远处，烈日当头下，数不清的民夫推攘着车马，艰难地向前行进，更是有许多独轮车，板车，也在队伍中占据极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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