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做过去的任何一个中原王朝，都不像大周这样具有人力上的猛烈需求。以农耕为根本的政权只会竭力压制人员流动，直到土地兼并摧毁农村的根基；而以内陆为根本的政权，则承担不起人员流动的成本。
大周在这上头，却具备太多的优势。大周与南朝宋国稳定的关系，足以保证商贸上的利益持续扩张；大周在海上的多年经营，足以用最低的成本连接高丽与中原各地。
何况高丽本身也是海贸的重要一环，从礼成港去往天津、登莱等地，都有稳定可靠的航线。
从去年开始，就不断有商行上书左右司和群牧所提议，说东北内地产出的巨量物资在辽阳府汇集后，可以不必全数通过陆路转运到天津。其中相当部分直接由澄州或复州入海，或抵山东，或在高丽礼成港中转，然后就可以直接投入到往宋国和倭国的商路中去。这样一来，光是节约时间上头，就能带来三成利益上浮。
当时这些建议都被束之高阁。
原因是要扩建港口和道路，得大量招募人手。大周百姓这两年过了点安生日子，眼界和胃口都强似以前。招募的百姓从抵达的第一天就得包吃包住，一万人吃穿住用加工钱和赏赐，一年得至少二十万贯。
倒不是承担不起，只是大周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不谈北方大量驻军的开销，朝廷参股的许多新建工场和新开辟的商路还没有形成利润之前，也是沉重的负担。
大周朝的体制不同于历朝历代，谁也没有经验。郭宁在这几年里，其实已经犯了扩张太快太猛的毛病，以至于整个军政集团就像一头濒临发狂的巨兽，扯着辔头都拉不住。好在这一下，麻烦被暂时解决了。
原先因为从礼成港来的利益已经足够喂饱崔忠献一党，所以高丽国出于稳定自身政局的需要，不愿意看到自家被过于深入地捆绑进海上商路，一直抵触扩张礼成港的规模，更不消说开放高丽国的其它港口了。
但在崔忠献一党被摧毁后，他们积累的许多财富落入大周朝廷掌控，足以缓解财政的困窘。而原本阻拦在高丽和中原之间的薄薄堤坝既然消失，堤坝里头的高丽人和堤坝外头的汉商都会汹涌出入，谁也不能阻止。
那么，复州和澄州的港口建设所需可以鼓动一批商贾主动投献来解决。至于高丽的礼成港如何扩张，好不容易回到开城的新任国王和群臣们一定会很积极。
高丽国的普通百姓长期生活困顿，不仅响应招募的积极性高，而且吃得少，干得多。按照常理，本地土着流出务工以后，处在陌生的环境，没了过去的人脉和名头，就算心里想法再多，也只能伏低做小，老老实实地按着大周朝的规矩做事。这样的人只消有十几万填充到各处船队、码头和工场，收益便立竿见影。
而在高丽，大量壮丁流出之后形成的空白，又很适合汉商在一张白纸上尽情作画。高丽再怎么贫瘠，也是海东大国，三千里江山之内，足够供人翻腾了。
在此过程中，甚至不需要坐镇高丽的尹昌做什么。
有实力踏足海上，有胆量到处伸手的商行，哪一家背后没站着军队的实权将校？这种商行软硬手段全都齐备，尹昌只要发挥他和高丽君臣间的中介职责就行，并不必事事插手。
尹昌如果够聪明的话，自己也该明白。他在高丽后继的任务，是替皇帝扯人辔头，或者说，维持餐桌秩序的。
“我看这文书，是十五日前的落款。这么快就送到中都，尹昌的信使应当和我前后脚进城？这阵子海上没有，路上怕是花了大力气。”
“是，使者乘坐走马舡入海，沿途以人力划桨加速。横穿老铁山水道抵达天津以后，又骑乘驿站快马赶到中都，陛下在宫中的时候，文书到得这里。另外……”
书吏汇报的语速稍微一缓，郭宁便问：“左右司和录事司的禀报呢？”
书吏连忙奉上已然捧在手中的另两份文书：“这两家的禀报到的更早些，陛下请看。”
大周在高丽的布置，不仅尹昌临时带去的这点人手。在尹昌发动之前，左右司和录事司也都在汉商乃至开城伏有若干暗子。此番事成叙功，少不了他们连续数年推波助澜的功劳。而朝廷也需要藉着他们的眼睛，眺望海东的任何动静。
郭宁接过另两份文书，找了把椅子坐下阅读，半晌后轻笑了几声：“太平日子过得久了，连续三拨信使疾驰入府，动静可不小。我这都元帅府外头全都是属狗的，鼻子好使。这会儿一定有人围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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