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点头说：“日本人让我履行新五路条约。”
所谓新五路条约，就是张作霖死前签署的卖国合约。日本人在东北易帜后，更加迫切地想要攫取东北利益，天天换着法子找张学良麻烦。
至于那个见鬼的破合约，张学良都懒得理会，说张作霖一直把合约带在身边，遇刺时被炸弹爆发的火焰焚毁了。
日本人有苦难言，因为这属于半秘密合约，只能靠合约签署者张作霖来旅行。但张作霖被他们炸死了，合约自然随之作废，张学良坚持耍赖的话，他们也毫无办法。
“明诚确实才华绝世，而且料事如神，”冯庸赞叹说，“南方的局势，正朝着明诚预言的方向发展，常凯申和李宗仁、白崇禧的军队，已经在鄂、皖边界对峙了。”
张学良颇为气愤道：“枉我还以为常凯申是个能办大事的，以为他能带领中国走向富强，谁知却是个独裁小人。”
裁军一事，让天底下所有军阀，都看清了常凯申的真面目。
如果常凯申一心为公，携领袖身份、国家大义与民众舆论，他想裁军根本没人敢反对，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也打不起来。
裁军嘛，可以，大家一起裁，利益分配可以坐下来慢慢谈。
当初的汤山分赃大会，冯玉祥被常凯申坑成那样，还不是只能发几句牢骚，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吞。
但常凯申却是打着裁军的幌子，只裁别人，不裁自己，以此为借口收拢兵权，这尼玛是人干的事儿？
冯庸说：“南方大战就快打响了，北边很可能也会牵扯进去。六子，我觉得明诚说得对，东北的首要任务是抵抗日本入侵，不要轻易入关掺和。”
“日本是要防，但关键时候，我们也要入关平息战乱，让中国重归和平。”张学良跟周赫煊的想法不一样。
张学良的观点就是要投机，一来为国平乱，二来为东北捞好处。他虽然时刻堤防日本，但却不认为日本人敢轻启战端，毕竟奉军好几次入关，日本人都没有趁机出兵。
然而，九一八事变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张学良调动奉军入关，去掺和中原大战，从而被日本关东军趁虚而入。
至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打完中原大战那场内战后，国力损失太过惨重。全国士兵死伤30余万，地方军阀被打残，中央政府又消耗军费数亿元，各地物价飞涨，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再打仗。
东北军虽然没有受到损失，但无法以三省之力独扛日本。
日本关东军就是看到了这点，才敢悍然出兵，因为吃准了南京政府没能力宣战。就算宣战，也是宣而不战，欠了一屁股外债，中央哪里还有钱打仗？
等冯庸离开后，张学良打开抽屉，看看里头躺着的电报纸，越想越觉得没滋味。
那电报，是冯玉祥发来的，联络张学良一起反蒋。
“鹤如，”张学良叫来副官，“以我私人名义，给希望教育基金会捐一万元，顺便让《大公报》登报公布消息。”
张学良办事还是很地道的，一万元捐出去，既能弥补他和周赫煊之间的裂痕，又能表达自己大公无私的态度。
